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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历史观”的概念由来与思想源流考辨——兼论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概念的思想渊源

    分类:思想汇报 时间:2023-05-26 12:20:10 本文已影响

    朱孟光,周良书

    (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广州 510053;
    2.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导引的历史观认识扎根于历史性的主题定向”[1],多次明确提出“大历史观”这一创新性的话语概念。“大历史观”成为学界研究和热议的话题。然而,在当下众多“大历史观”概念话语混杂的情况之下,对于何为“大历史观”,尤其是何为习近平强调的大历史观,众多的大历史观有何区别和内在联系,却是众说纷纭。概言之,目前对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研究阐释主要存在着三种误读:一是直接借用西方史学家“大历史”和“大历史观”的概念话语来阐释大历史观,而忽略了二者的根本区别;
    二是单纯从功用的层面把大历史观仅仅作为一种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看待[2],而忽视了其历史哲学层面的意义与内涵;
    三是更多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探寻大历史观的思想理论渊源,而相对忽略了其浸润着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基于这种状况,本文尝试追溯大历史观的思想缘起,在厘清当下国内外各种大历史观思想理论源流的基础上,对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思想理论源流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在澄清当下对大历史观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和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

    “大历史”“大历史观”概念目前普遍被人们混淆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忽视其在不同语境之下的具体含义。因此,对“大历史观”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具体含义进行辨析,厘清其提出的特定背景以及内涵与外延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一般来讲,人们经常以“大历史”指称的主要有三种,即“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

    第一种“大历史”(History)概念兴起于18世纪到19世纪,它把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按照共同目标和同一路线向前发展的普遍史。这种大历史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大规模社会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哲学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这种大历史视历史进程为先验的统一过程,也使其完全丧失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3]。

    与History不同,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提出第二种“大历史”——Macro history的概念。这种大历史更像是一种宏观的、大视域、大格局的历史书写方法论,而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现实中人们往往使用的“大历史”即是就此意义上而言的。黄仁宇认为,这个名词虽由他创用,但更多的是模仿而并非发明,其只不过是把经济学中之“宏观”(Macro)与“微观”(Micro)改称为大小,转而用于研究中国历史。黄仁宇主张通过“长时间、远距离”“超过人身经验”[4]的方法研读历史。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核心观点。正如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言:“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5]简言之就是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标准及其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以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数目字管理”,即以能否实现以资本主义商业原则进行组织的国家管理状态去考察历史。因此,黄仁宇所强调的大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史观”。这种大历史观“从历史‘何以如是’的内在因果联系的技术角度来看待历史”[6],区别于传统历史学家以道德的标准评判历史,体现了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独到睿智的见解。但是,这种大历史观否定历史决定论,坚持从“技术衍进”的角度看待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及其历史,批判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待历史的观点。这就模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其历史分析也缺乏科学性。

    第三种“大历史”(Big history)则是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概念和研究方法由英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率先提出,并随即在西方史学界产生巨大反响。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强调,从长时段和大范围来研究上自宇宙诞生下到当今时代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将人类的历史融入宇宙起源、地球诞生和生命演进的漫长时段之中,以此来揭示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背后所隐藏的目的和意义,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体系。大历史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两个领域的同时展开,使其大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这种大历史观之所以问世,恰恰是对当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回应。在当今这个环境问题愈发严峻、生态危机此起彼伏的世界,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面临着共同的命运,都需要认真思考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未来。大历史力图在从不同于以往的视角看待人类历史、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同时,提供给人类一种整体意识,去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所指出的:“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7]大历史的未来导向和重建现代创世神话的决心,使其“超越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也“力图摆脱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8]。但是,将人类史纳入地球史甚至宇宙史的范畴,必然会进一步弱化历史中人的因素,使这种历史充斥着冰冷的事实、数据和自然科学词汇,全无传统历史中生动鲜活的人文内容。此外,大历史只注重历史发展的主干,放弃了丰富的细节,也无法展示历史的多样性,有流于空洞的宣传和说教的危险。

    面对西方众多的“大历史观”概念和研究方法,只有将其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之中进行源流考察,才能明确其思想理论渊源。

    (一)西方大历史观的思想理论发展脉络

    从西方史学发展历史来看,大历史观与西方的普遍史、全球史学传统和西方历史学家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密切相关。以此审视大历史可以发现,大历史并非一个全新事物。按照时间顺序对人类历史的单一叙事和线性结构陈述是西方大历史观的基本特征。纵观西方大历史观的传统,其起源于古希腊、兴盛于英法、结束于美国,大致历经了从“原生态政治主导”“宗教神学主导”到“哲学主导”,再到“科学主导”的大历史观。

    古希腊政治意义上的大历史观把人类历史置于自然演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它为后世的普遍史设定了三个标准,即统一的主题、单一的线索和既定的命运。这使历史不再是分散的而成为有机的整体,为历史带来了一个确定的过程,并让这一过程具有了某种必然性。此后,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西方世界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变,以往以地理上的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被打破,政治主导的大历史观被宗教神学主导的大历史观所取代。这种大历史观以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为代表,在这部著作中,历史被描述为为推进上帝目的之实现而展开的普遍进程。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哲学思辨主导的理性主义大历史观逐步兴起。这种大历史观的代表性著作是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及其中所讲的“时段”理论。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的“事件”(eventments)对认识历史无济于事,中时段的“局势”(conjunctures)跨越了短时段事件而包含了长达10年、25年、50年乃至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构成了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历史学家深入探寻历史规律的依据。而长时段的“结构”(structures)却能展示社会发展趋向,进而预测历史。这种大历史观与以往政治和宗教主导的大历史观不同,显示了其面向未来的特征。此外,这种大历史观还强调,历史不只是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诸如土地、气候、生态变动等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被打破,由理性的哲学思辨主导的大历史观开始向现代科学主导的大历史观转变。这种大历史观不同于布罗代尔探寻人类过去的“长时段”理论,而是以现代科学的学术成果为基础,结合能量流(energy flow)、复杂性、断代技术与金凤花原理(the Goldilocks Principle)等阐释了宇宙演进中的人类故事,向我们展现了“科学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9]。其作为一种将人类置于宇宙演进之中的研究范式,突破了审视人类历史的短期主义视角和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在对未来的预测上,与以往大历史观的封闭结构和强调单一终极目的相比,其认为人类的未来具有多种而不是一种可能性,并保持着无限开放性。

    通观西方大历史观的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历史观的发展过程就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视野的扩大,不断发现人类历史系统组成的新要素,并不断加深对各要素彼此之间关系认识的过程,是对人类历史系统的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然而,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与基础上看,西方大历史观或者从地理环境、技术以及“能量流”的角度把握历史,或者从宗教神学、哲学思辨的角度构建历史,其本质上属于机械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或唯心主义大历史观。

    (二)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基

    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使哲学成为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求解,形成旨在实践地变革世界,“以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基与西方大历史观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作为一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与西方大历史观有着本质区别。通俗来讲,西方大历史观更像是遵循着“生理学”的思维认知方法,主要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及其实现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
    而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则遵循着“病理学”的思维认知方法,主要对事物发展规律及其过程中的形态结构、功能变化和变化归因进行研究。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内在地具有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根本特质,具有鲜明的现实实践指向性。其坚持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出发,将历史发展置于历史客观与主体统一中进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最终起决定作用,但其并不简单地把社会发展的一切现象均归因于单一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是综合考察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揭示了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决定。”[10]19同时,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生产方式演变的上升过程,认为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但历史进步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还内含着辩证法的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确认“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11]。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与历史上和同时代任何历史观均不同的新历史观,完成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10]3。而西方大历史观则否定马克思分析历史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理论,力图摆脱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侧重于解释世界和秉持学术研究的所谓“价值中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的大历史观“往往忽视了历史背后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目标,历史也就成为单纯的、大时段的过程描述”[12]。然而,究其实质,西方大历史观却又隐含着西方标准,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单线式历史观”。

    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13]和一种“长时段理论”,又与西方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具有某些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迄今为止依据大量史实并以最高视野的理论思维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且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坚持“从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把这种模式“拉回到时间的可变长河中进行观察”,将十分清楚地显现“它们的网络”[14]。历史学家勒高夫也认为,马克思熟稔长时段的研究方法,“把一些历时几百年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看作是历史的基本形态”[15]。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16]。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长时段看历史并不是否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或轻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是认为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一方面,历史发展总是要面对“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17],这种条件包括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18]172。另一方面,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完全质变的过程,这就使得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时,这种以长时段看历史也并不否定或轻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还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存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又存在着适用于特定时空范围的特殊规律,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现代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发展趋向,形成了世界历史观。同时,这种世界历史观并不因此而否定历史的民族性。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9]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思想武器,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均重视大历史思维的运用,注重结合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提出“大历史观”概念。对于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历史观概念话语,不能陷入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宏大格局的历史书写方法论的狭隘视角,而应该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去看待。习近平强调的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哲学,只有将其置于“体—用”的分析范式中才能得以科学阐释。在“《周易》以降,‘体—用’之说层出不穷”后,“体—用”就作为文化分析的常用范式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架构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著名文化学者张岱年先生曾对“体”与“用”作过概括,一是“实体与应用”,即“器体道用”的体用观,比如“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的表述。二是“原则与应用”,即“道体器用”的体用观,有“民主为体,科学为用”“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等表述[20]。前者的“体”指代主体、实体义;
    后者的“体”强调主导、形上义。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体—用”分析框架借用的是第二种体用观,即将大历史观的“体—用”架构之“体”指代为原则、“用”指代为应用。其目的在于杜绝“原则”与“应用”两张皮的现象,将原则与应用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明体达用”之效。基于此,结合习近平关于大历史和大历史观的相关重要论述可以总结概括出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核心要义,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体”,以大历史思维观和功能观为“用”。从思想渊源来看,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提出,既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坚持和发展,又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

    (一)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当代形态

    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历史观,不是西方唯心主义的大历史观,而是奠基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旨在揭示以“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为历史趋向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社会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

    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是其本体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出发点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8]171,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种大历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人类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历史活动者个人或某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共有意识、动机、目的和意志的发展变化,只有从他们个人或那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生活实践过程和实际生活体验着手才能找到规律性。习近平关于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阐述了以劳动实践为本元的历史本体论[21]。以此为依据,习近平强调,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真实”与“忠实”的记录。“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22]总而言之,习近平从劳动发展史中理解人类社会史的历史本体论,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体论的观点。

    其二,马克思主义大历史思维观为其拓展运用提供了方法论。习近平大历史思维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历史思维观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在实践中展开的过程,始终将过去、现实与未来看作一个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整体,并将现在的事情同历史的发展逻辑关联起来。同时,习近平大历史思维观突出了历史方法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大历史思维观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一是从纵览“历史长河”的时间维度贯通历史与现实。一方面要把当今中国问题置于绵延不绝的历史发展长“链条”中进行观察。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同样,“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23]。同时,他还提出了使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起来的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基因”,并阐释了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把当今中国问题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进行分析。通过多重时间尺度的分析,可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二是从横观“全球风云”的空间维度联通中国与世界。一方面是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普遍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进行定位,进一步明确其坚持的理论逻辑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审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进行把握,凸显其何以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在根据。三是从总体审视“时代大潮”的整体性维度把握大势。习近平指出,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曲折,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24]259。因此,他强调,面对当今时代的各种“逆流”,必须把握历史规律,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

    其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揭示了其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反对把历史作为单纯“长时段”的过程描述而忽视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的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认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全部活动构成了历史的、真实的客观内容”,同时“人无法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自由创造和选择”[10]158,只能在前一代提供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习近平大历史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一是坚持人民“历史伟业”创造者地位。这是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群众史观基本观点的具体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党和国家的历史就是“人民书写的历史”[24]694。二是站稳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了“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5],始终坚守人民立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人民立场观的最新丰富与发展。三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主体观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发展,展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诉求。他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四是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评价的尺度和标准。习近平提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26]。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要求,就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27],并以此标准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效的尺度。

    (二)中国传统历史观念孕育的时代精华

    大历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思维认知,一定程度上与人们浸润其中的文化传统契合,并对人的历史观念产生最深刻、最广泛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根”,也影响着不同时期的历史观包括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形成和发展。

    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的提出,深受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浸润滋养。在中华政治文明史中,史官设置与历史编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普遍遵循为前朝修史、为盛世修史、为国家修史等思想原则。同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呈现出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悠久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5000余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历代政治家、文人等重视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并认识到历史与国家发展、政治兴衰的紧密关系。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历史学的研习不断为中华传统史学注入治国理政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吸纳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合理成分,并使之在中国的大地上再次焕发生机。

    其一,蕴含着中国传统“通变”的历史思维观。这种历史思维观念坚持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认识。“通变”的历史思维观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独特思考方式、思考路径和思考方法。“通变”的历史思维也可以称为“变通”的历史思维。“通”与“变”是“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周易》的主题,其旨在“彰往而察来”。中华民族这种独到的“通变”历史思维观更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明确阐释,提出要“通古今之变”。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历史过程思维,把历史变化中的“盛”与“衰”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看待。后来,这种“通变”的历史思维观直接影响了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历史的认识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并把昨天、今天与明天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认识和阐释。这种独特的历史认知和表达方式恰恰渗透着中国古代传统中人们“通变”的历史思维观的深刻影响。

    其二,蕴含着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历史功能观。这种历史功能观念伴随着中国历史学的产生而萌发,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要注重发挥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总结过去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资于治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一种自觉意识。《诗经》中讲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表明早在夏殷时期以史为鉴的思想就已初步形成。司马迁继承发展了这一历史功能观,并提出了“原始察终”“承弊易变”的思想。后来,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则把“稽古”“师古”与“资治”,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同时,中国传统历史功能观念还重视通过汲取历史智慧,以实现蓄德明“道”和修身立事。中国传统历史观念认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史事中包含着“道”,人们可以从史事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认识来指导现实。因此,明“道”必须围绕治乱得失去考察其起因与原委。在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中,还重视通过读史以实现修身立事。刘知几提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2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历史观概念话语在继承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历史功能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出,历史既是“一面镜子”,又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既要汲取本民族的历史智慧,更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充分发挥历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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