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汪 忠，程 铭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长沙 410082）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胜后，党和国家从顶层设计把“乡村振兴”定位为国家重大战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意味着乡村振兴研究视角从物质收入向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转变。社会创业是一种兼社会公益和商业盈利于一体的全新创业理念，是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创造的有效机制，旨在为社会问题提供内生解决方案，已被证实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型有效手段［1］。社会企业是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的创新主体，通过运用商业行为解决社会难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1］。目前社会创业者数量不断增加，社会企业快速成长。近年来，我国社会创业虽取得了飞跃发展，但社会企业整体规模偏小，存在创业绩效普遍不高等问题［2］。

农民社会创业者通过社会创业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及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拥有社会创业精神和强烈社会使命。然而，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水平较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薄弱等因素限制［3］，农村的人口密度较低难以获取市场规模、渠道、劳动力、技术等常规资源［4］，以及具有公益属性的社会企业难以积累资源［5］，故而我国农民社会创业者在创立和发展社会企业的过程中更容易面临资金短缺、经验不足、要素缺失、信息获取困难等困难和挑战资源约束成为创业绩效提升的潜在威胁。在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社会创业者已成为乡村经济的重要主体，能为乡村经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因此，探究农民社会创业者如何挣脱资源束缚、提升创业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创业绩效是创业者为实现创业目标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目前创业绩效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创业主体的创业动机［6］、社会网络［7］、创业导向［8］等因素，但对于创业主体的个人特质在其中的作用探讨还不够深入［9］。创业者亲社会动机被界定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为帮助或贡献他人而付出努力的愿望［10-11］或在当前工作任务之外帮助他人的愿望［12］，被视为创业者的一种个人特质［13-14］。既有研究大多将创业者作为总群体研究其亲社会动机，较少关注社会创业者和商业创业者在亲社会动机方面的区别。而农民社会创业者以服务他人为宗旨，与亲社会动机十分契合，具有一定独特性。部分学者从社会创业意向［15］、创业机会识别［16］、创业决策［17］、创业者成长［11］等因素分析了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后端结果，但忽略了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企业绩效、社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及作用机制。因此，有必要基于农民社会创业情境，选取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作为切入点，研究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此检验和完善已有创业研究成果。

资源基础论认为创业绩效的提升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来达成［5］。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是连接创业主体与创业绩效等创业活动结果的必经中间环节。创业拼凑是指为解决新问题和开发新创业机会，整合手头现有资源，通过“将就”和“重构”等创造性利用有限资源开展创业活动的行为［18］。创业拼凑需要相互间持久合作，而社会企业强调协同合作并通过创新资源整合利用方式持续满足社会现实需求，因此，创业拼凑可以通过创造性地整合利用手头资源，帮助农民社会创业者打破资源稀缺的瓶颈以提高企业绩效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众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结构［19］、创业导向［20］、创业者职业价值观［21］等多种视角探讨如何通过获取资源提升创业绩效，但尚未有学者探究创业拼凑在农民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与此同时，基于高阶理论，作为社会企业创始人的农民社会创业者在资源整合使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其支持并推动对资源的拼凑利用，才能对社会企业产生良性影响，提升创业绩效。因此，本文拟深入探究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作用机制。

虽然目前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转变至多个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但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22］，仍须加强考察创业绩效在环境等权变因素作用下的动态演化。环境动态性为创业者提供一种直接影响企业战略的环境，进而影响创业绩效，它是指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持续不可预测的变动［23］。当环境变化速度快、不容易预测，则动态性强，是不稳定的环境；
反之，环境就具有低动态性。以往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能拓宽企业的视野，使企业产生新创意和新想法，其与创业拼凑行为的相匹配程度直接影响拼凑行为提升创业绩效的有效性［24］。回顾已有文献，学者们聚焦于环境动态性对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但对于其影响结果尚未形成一致观点。有学者认为在高水平环境动态性中，创业拼凑行为对提升创业绩效发挥明显正向作用［24］，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13］。同时，现有研究多将环境动态性视为一个整体影响要素，使得创业绩效前因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由此，本文拟从环境动态性视角探究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情境作用。

基于此，本文基于高阶理论和权变理论，遵从“动机—行为—结果”的逻辑链条和环境要素的权变分析逻辑，构建了包括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创业拼凑、环境动态性和创业绩效的研究模型，以期对“动态环境下农民社会创业者的亲社会动机如何诱发创业拼凑进而提升创业绩效”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回答，该问题不仅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指导农民社会创业挣脱资源约束、改善经营实践、制定农村社会创业支持政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

根据高阶理论相关观点，创业者的个人特质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25］。作为创业者的一种个人特质［13-14］，亲社会动机可以直接影响创业绩效。首先，农民社会创业者能够以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目标，且其具有的亲社会动机可以增加其对他人观点和信息的关注，促使其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获得他人信任与支持、满足他人利益与形成包容他人文化，通过更加关注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偏好和满意度，在提供客户想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获得竞争优势［26］，取得高创业绩效；
其次，农民社会创业者更愿意了解员工的意愿及需要，具有亲社会动机的农民社会创业者会在满足员工需求及提供情感和行动关怀上做出更多的努力［27］，使得这段关系中产生更多的信任和忠诚，员工则会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与热情对工作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以作为回报［28］，从而更能在思考中发现新颖的创意，激发并实施更多有利于组织的行为，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最后，农民社会创业者强调与员工的互动和交换，而其具有的亲社会动机恰恰强调与组织员工之间的共享关系［29］，这可以促使组织员工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以汲取和共享知识，从而有利于促进组织内各种不同知识的整合，激发创新行为、提高创新效能，进而促进创业绩效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1.2 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拼凑

基于高阶理论，组织创业者在面临组织情境时，会在有限的视野范围内根据自身认知基础与价值观做出与个人特质有关的企业战略选择等行为决策［30］。农民社会创业者普遍面临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薄弱、认知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等资源困境，其具有的亲社会动机能够促使并帮助其在有限的资源视野范围内进行创业拼凑行为以挣脱资源约束。首先，农民社会创业者以服务他人为宗旨，且其具有的亲社会动机表现出为他人利益着想和满足他人的特征，这使得其乐于开展各项创业活动［28］，包括依赖现有的社交网络最大限度地扩展现有资源进行创业拼凑；
其次，社会企业成立后，农民社会创业者秉持的谋求全体利益的宗旨，以及其亲社会动机表现出的为他人着想、跳出个人利益的倾向，能够减少农民社会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等潜在资源提供者的沟通障碍和利益障碍，有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获取资源支持以进行创业拼凑［31］；
最后，农民社会创业者所在的农村地区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人们愿意相信家人、亲属、朋友，且农民社会创业者具有的亲社会动机表现出的同情心、助人为乐和关心他人等特征有助于他们得到他人的信任［14］，这种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有助于农民社会创业者获取实施创业拼凑所需的各种资源［30］。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拼凑有正向影响。

1.3 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

根据高阶理论，创业者对企业的资源、战略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结果产出［32］。创业拼凑行为需要农民社会创业者的支持，才能推动社会企业对资源的利用，对社会企业产生良性影响，促进社会创业绩效提高。首先，农民社会创业者在获取外部资源时，因农村地区要素市场的不完善、自身的弱小劣势及社会企业的公益属性常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与时间成本，创业拼凑可以通过对手头资源创造性利用或选择性拼凑创造大量新资源，实现资源“从无到有”的转变，帮助农民社会创业者以低成本利用资源形成巨大新价值［33］，建立新竞争生态，获取先占优势；
其次，农民社会创业者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等方面独具优势，创业拼凑可以通过对手头这类独特资源快速改造、整合和重构，创造比从外部环境获得资源具有更强的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的资源，增强社会企业资源优势，并利用和配置资源以满足机会开发的资源需求，创新生产方式与经营模式，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4］；
最后，农民社会创业者具有以“血缘、亲缘、地缘”为支撑的稳定人际关系，创业拼凑可以帮助其利用稳定的人际关系以低成本从外部获得创业资源［30，34］，与此同时，对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进行有效拼凑，通过交叉和低成本使用资源，增加社会企业资源储备，尽可能处理社会企业目前面临的各方面问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1.4 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

基于高阶理论，创业者在自身特质、经验等个人特性方面的差异可显著影响其对现实的理解，进而作用于战略行为决策的制定，最终影响组织绩效［32］。亲社会动机可以影响农民社会创业者的创业拼凑战略行为，促使其对新创社会企业零碎的、易忽视的资源进行拼凑，创造出高价值的异质性资源，从而获得企业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最终导致创业绩效的变化。首先，农民社会创业者以服务成员为宗旨，以谋求全体共同利益为目标，其亲社会动机具有为他人利益着想的特征，这有助于其获得组织成员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认可［35］，便于其在了解情况后开始识别创业机会，创业拼凑则可以帮助其进一步识别与推动创业机会，把握市场方向，及时调整经营模式与策略，提高创业绩效；
其次，农民社会创业者本身具有的稳定人际关系，加上亲社会动机表现出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可以帮助其拥有良好的社会网络［34］，创业拼凑能够对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进行“将就”与“重构”，从而有效降低社会企业资源成本，增强社会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创业绩效；
最后，社会创业强调整合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价值的行动过程，农民社会创业者强调开展社会创业活动以满足他人，创业拼凑是社会创业活动的重要构成，农民社会创业者受到亲社会动机等内外部因素的驱动会实施创业拼凑为社会企业获取外界资源［31］，从而帮助其以充分整合和利用周边资源等创新方式弥补资源短缺，提升创业质量和层次，提高创业绩效。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权变理论指出，企业内外部环境约束其管理模式与方法，企业须依据内外部环境主动调整决策和战略以获得发展与成功［36］。日益增强的环境不确定性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权变因素，环境动态性是构成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维度。本文按照KOHLI 和JAWORSKI［37］的研究对环境动态性分类，从企业面临的市场动态性、技术动态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市场动态性使顾客偏好变化加快，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把握客户满意度；
技术动态性使行业技术变革加快，技术演化路径难以预测。

市场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市场动态性意味着客户需求、偏好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状况的白热化。首先，在市场动态性越高的情况下，农民社会创业者经营社会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与资源配置相关的规则就会相应更加灵活［38］，有利于农民社会创业者对现有资源进行灵活创新与运用以扩大资源库范围，更准确、快速地进行高水平拼凑行为，产生高创业绩效；
其次，较强的市场动态环境可能会使农民社会创业者现有手头资源价值降低或失去时效性［39］，这为农民社会创业者拼凑和重新整合内外部资源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帮助其持续积极地加快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之间的流动和组合速度，构造新的产品组合，维持竞争优势［40］，积极影响创业绩效；
最后，当市场动态性较高时，外部市场环境迅速变化和发展，会不断出现新的客户消费偏好和潜在需求，从而有利于农民社会创业者针对新偏好和需求采取创业拼凑资源战略产生新资源，并充分优化利用各项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创业绩效［41］。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 市场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技术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首先，当技术动态性水平较高时，技术变革多元化且难以预测，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涌现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这种动态技术环境催化农民创业者的创新行为［42］，有利于其对现有资源进行创新性拼凑，整合创新资源，调整产品和服务，快速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抢占竞争市场，产生高创业绩效［43］；
其次，高水平的技术动态性外部环境隐含着大量的企业技术识别机会等创业机会［44］，且高动态技术环境不断迭代、强化农民社会创业者对于技术机会的识别能力［45］，帮助农民社会创业者及时识别并抓住创业技术机会，通过拼凑和重组现有资源，开发新产品，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获取先动优势，有效提升创业绩效；
最后，技术动态性越高，外部技术环境演变越快，而社会创业过程强调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性，技术频繁而动态的变化会激发农民社会创业者的快速反应能力，帮助其更好地在寻求更广泛异质性资源的同时采用不同资源战略组合［46］，获取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的资源，取得竞争优势，提升创业绩效。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b 技术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Fig.1 Conceptual model

2.1 数据与样本

本文主要是关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边界条件，因此调研对象是农民社会创业者。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在正式调研之前，对30名农民社会创业者进行小范围预调研与交流，根据反馈的观点和建议对问卷条目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正式调研阶段，问卷发放时间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发放的方式回收问卷，具体如下：线上借助社会关系进入农民社会创业相关微信社群，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平台发放编辑好的问卷，发放问卷共计139份，收回112份；
线下依托校友资源和农民创业培训班资源，本校的部分MBA学员以及培训班学员为农民社会创业者，因此选取其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09份，收回94份。研究团队共发放问卷248份，剔除漏选、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4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6份，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获取的样本不存在显著差异，回收有效率达83%。调查样本的分布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统计（N=206）Tab.1 Distribution of samples（N=206）

2.2 变量测度

本文的变量测量均在广泛查阅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成熟量表修订而成。研究项目均采用Likert 5 级量表，从“1”到“5”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创业者亲社会动机（PM）采用GRANT［14］开发的成熟量表，包括“我想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等4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905。创业绩效（ENP）采用丁高洁和郭红东［47］、张秀娥和赵敏慧［48］提出的个体层面创业绩效（PP）测量题项、LIU等［49］提出的社会层面（SP）和经济层面（EP）综合评定社会企业绩效测量题项，量表共15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923。创业拼凑（EB）采用SENYARD 等［50］开发的成熟量表，包括“面临新机会，我十分有信心利用现有资源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等8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924。环境动态性（ED）采用KOHLI 和JAWORSKI［37］、JASEN等［51］开发的量表，包括市场动态性（MD）和技术动态性（TD），子量表各有5个题项，信度系数分别为0.850和0.846。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选取若干可能影响创业绩效的变量进行控制。根据前人研究，创业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企业年限与规模均可能影响创业绩效［52-53］，因而，在个体层面，对农民社会创业者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进行控制；
在企业层面，对社会企业成立年限及规模进行控制，其中，在衡量社会企业规模时，以社会企业员工人数为评价指标。

量表的测量题项及信度效度检验结果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和信效度检验结果Tab.2 Measurement items，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test result of the main variables

续 表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SPSS21.0与AMO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信度检验一般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来检验，效度检验一般通过各变量的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来检验。由表2可知，各个量表的Cronbach’s α 均大于0.8；
CR 值均超过0.8，说明各变量的量表信度较好。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0.6 以上，KMO 值均在0.7 以上，且各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均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各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如表3所示）均大于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3 是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区别效度检验结果。由表3 可知，亲社会动机与创业拼凑（p = 0.545，p ＜0.01）、创业绩效（p=0.661，p ＜0.01）均为显著正相关，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p=0.663，p ＜0.01）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主效应存在，为进一步检验假设提供基础。

表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的所有测量条目均由一人所填，加上环境、理解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在让农民社会创业者以匿名方式真实作答以及去掉过于专业的学术用语表达等方式应对同源误差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54］。首先，建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其次，在原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方法潜因子，使所有的测量条目除了负荷在所属的构念因子上，还负荷在方法潜因子上。比较两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得：Δχ2/df=0.087，ΔRMSEA=0.004，ΔCFI=0.003，ΔIFI=0.002，ΔTLI=0.006。各项拟合指数的变化均小于0.01，因此，可以认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测量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1 直接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AMOS21.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在模型检验时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判断路径是否成立。为了尽可能获得稳定的结果估计，本文采用Bootstrap 方法对206个样本数据通过“抽出放回”方式进行2 000 次抽样，最终得到的结构方程模型配适度如表4 所示，拟合度指标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

表4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Tab.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itness

在控制了农民社会创业者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企业运行年限及规模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后，依据变量间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2所示。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570，且p值小于0.001，表明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检验通过。亲社会动机与创业拼凑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589，p值小于0.001，表明亲社会动机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越强烈，越可能促进创业拼凑行为，因此H2检验通过。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574，且p值小于0.001，表明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3检验通过。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图2 结构方程模型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M

表5 假设检验结果Tab.5 Test results of hypotheses

3.2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判断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是否发挥中介效应，本文采用Bootstrap 法检验估计中介效果的置信区间和点估计值。抽取2 000个Bootstrap 样本，同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数法和百分位数法计算95%的置信区间以提高数据稳健性。结果如表6显示，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总效果点估计值为0.783，且两种方法计算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表明总效果显著。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通过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间接效果产生影响（两种方法计算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说明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H4检验通过。由于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直接效果显著（两个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所以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6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检验Tab.6 Bootstrapping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3.3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层次线性回归方法检验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2检验市场动态性对创业绩效以及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创业拼凑与市场动态性的交互项，以验证市场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数据显示，创业拼凑与市场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向（γ=0.119，p ＜0.01），说明市场动态性对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5a得到支持。模型5检验技术动态性对创业绩效以及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引入创业拼凑与技术动态性的交互项，以验证技术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数据显示，创业拼凑与技术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向（γ=0.095，p ＜0.05），说明技术动态性对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5b得到支持。

表7 调节效应检验Tab.7 Test of moderating effect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分别如图3、图4 所示。由图3 可知，当市场动态性水平较高（M+1SD）时，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563，t=10.411，p ＜0.001；
而当市场动态性水平较低（M-1SD）时，创业拼凑虽然也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更小，simple slope=0.339，t=5.711，p ＜0.001，表明随着市场动态性水平的提高，创业拼凑对创业拼凑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升高趋势。由图4可知，当技术动态性水平较高（M+1SD）时，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610，t=10.440，p ＜0.001；
而当技术动态性水平较低（M-1SD）时，创业拼凑虽然也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更小，simple slope=0.402，t=7.009，p ＜0.001，表明随着技术动态性水平的提高，创业拼凑对创业拼凑的预测作用也呈逐渐升高趋势。

图3 市场动态性的调节效应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 dynamism

图4 技术动态性的调节效应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dynamism

4.1 研究结论

基于高阶理论和权变理论，本文讨论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并利用我国206位农民社会创业者问卷数据依次验证亲社会动机、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创业拼凑的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支持理论模型且验证了研究假说。

本文主要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①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民社会创业者所具有的亲社会动机越强烈，越可能促进并帮助其对手头现有资源进行拼凑和重组。②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民社会创业者具有的亲社会动机越强烈，越可能拥有高创业绩效。③创业拼凑对农民社会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民社会创业者可以通过拼凑和重组手头现有资源以提高创业绩效。④创业拼凑在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社会动机帮助农民社会创业获得利益相关者信任与认可、良好社会网络以及外界资源的基础上，创业拼凑帮助农民社会创业者整合和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等手头周边资源，增加社会企业异质性资源，促进创业绩效提高。⑤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均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水平越高，创业拼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越强。高度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能够促使农民社会创业者对手头现有资源实施创造性重组以挣脱资源困境，有利于提高创业绩效。

4.2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发现了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将创业绩效作为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一个结果变量，拓展了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影响因素。以往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影响结果研究往往集中在创业机会识别［10］、创业决策［11］、创业者成长［12］等因素，而关于其对企业绩效、社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不足。同时，以往研究对不同创业群体的亲社会动机会产生何种影响鲜有关注，而农民在创业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且亲社会动机与社会创业的价值使命不谋而合，农民社会创业者更易表现出亲社会动机，研究这一特质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对于讨论农民社会创业者如何嵌入已有创业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发现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能够提升创业绩效，不仅弥补了现有创业者亲社会动机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研究的不足，而且发现了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一个情境因素，拓展了亲社会动机理论在农民创业领域的应用研究。

其次，本文深入探讨了核心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动机—行为—结果”的逻辑，对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以往研究指出，创业者对手头现有资源的拼凑行为与创业绩效存在很大关联［24］，而现有关于创业者亲社会动机的研究鲜少考虑创业拼凑的作用。本文立足我国农民创业情境，基于高阶理论，揭示了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且发现了创业拼凑在动机因素与创业绩效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扩大了“动机—行为—结果”理论的应用范围。同时，在我国乡村振兴情境下，农民创业更加重视社会效应，农民创业绩效更应关注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的推进作用，本文聚焦农民社会创业者，引入社会绩效维度，丰富了农民创业绩效的内涵，拓宽了农民创业绩效的研究范围，为未来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最后，本文证实了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能够调节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的关系［24，38］，然而较少有文献深入探究环境动态性的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两个维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证实，市场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均提升了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积极作用，让农民社会创业者积极进行创业拼凑行为，从而改善创业绩效。综上所述，区别于以往研究将环境动态性作为整体变量的做法，本文将其分为两个维度进行探索，弥补了现有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关系中边界条件研究不足的不足，进一步拓展了环境要素在农民创业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丰富了农民创业理论研究的情境机理研究。

4.3 研究启示

对于农民社会创业者而言，首先，应认识到亲社会动机的重要性，努力加强自身亲社会动机，扩展社会活动和社交网络，获得网络成员帮助，形成良好互惠互利关系，促进创业拼凑行为；
其次，在面临资源困境时应坚定解决问题的意志，积极主动拼凑手头现有资源，挣脱资源约束以避免其对创业绩效造成潜在威胁；
最后，应提升自身创业毅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在高度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下也应积极实施创业拼凑行为，促进创业绩效提升。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方面，应当重视创业拼凑在提升农民社会创业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尽可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支持，定期开展农民社会创业交流会，为其提供经验共享与信息交流平台，促进具有亲社会动机的农民社会创业者实施资源拼凑提升创业绩效；
另一方面，还应为农民社会创业者塑造良好的、支持创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这有助于农民社会创业者实施创业拼凑，解决农民社会创业绩效不高问题。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①本文仅考虑亲社会动机与创业拼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未考虑自我动机等其他相关动机在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未来可加入相应变量，研究亲社会动机与其他相关动机交互效应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获得更大的实践指导价值；
②本文将创业拼凑作为一个整体变量进行研究，未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创业拼凑间的关系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未来可研究不同创业拼凑方式的内在联系及其交互作用在促进创业绩效过程中的区分度和增量效应；
③本文仅考虑环境动态性这一外生变量在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考虑内生变量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引入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等企业内生调节变量进行深入研究；
④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但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变化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需要纵向的跟踪数据来检验研究的结论，未来研究可采用面板数据来追踪变化，避免遗漏潜在变量对此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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