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从麦克卢汉理论受关注谈起

□张咏华

在数字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社会应用深刻改变传媒格局和实践乃至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技术主义”相关议题的传播学研究无疑具有现实价值。这是笔者选择本论文题目的主要缘由。在我国传播学领域，“技术主义”一般是在探讨传播学不同流派时运用的语词。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流派，学界并无完全一致的划分法，五分法、四分法（K.Rosengren，1983）、三分法、二分法都有，这些划分法各自采用的流派名称语汇也有所不同。还有更细的划分法，如按照自成体系的传播学说形成的单位/机构划分的方法，像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多伦多学派等。为方便从大的研究视角、焦点和脉络上加以把握/归纳，本文此处采用三分法，即认为传播学科理论建设分为三大“范式”：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和技术主义（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2004）。此外，因笔者在传播学领域中所学所知有限，本文无意高屋建瓴式扫描整个传播学科的理论谱系，因而此处不用“范式”一词，而是用技术主义研究传统，来指称从媒介技术元素切入研究其社会影响、聚焦于传媒沿革史同人类社会变迁、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理路/传统。

传播学界广泛知道，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被他尊为良师益友的英尼斯（Harold Innis，又译为伊尼斯），在传播学中开创了聚焦于媒介技术及其发展，以传媒沿革史为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1]而2022年，恰逢英尼斯逝世70 周年。这也是笔者选择本论文题目的又一理由。此外，在笔者长期以来的教学科研过程中，曾经接触和研读过关于他们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也曾在自己的若干著述中，探讨分析过他们的理论和与这一研究传统相关的其他学者的理论，这多少给选择研究这一题目提供了一定的操作上的可能性。这也是选定这一题目的另一缘由。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探讨。

传播学在我国兴起的过程中，在经验主义、批判主义、技术主义三大研究传统中，就其传入我国的时间而言，对技术主义研究传统的探究可谓有点姗姗来迟。这既与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在世界上的兴起史有关，又与它引入我国时的情境/语境有关。与传播学兴起史的关联而言，当在20世纪40年代经过二三十年的孕育过程，传播学最先在大众传媒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作为独立的学科领域正式确立时，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即作为主流传统/范式开始发展起来。究其原因，恐怕与其行政导向和市场导向同美国社会当初希望解决现实问题的旨意有关。批判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是在传播学向欧洲扩散的过程中于20世纪中期形成的，是由欧美一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学者在对传统经验主义研究的质疑和反思中形成的。尽管这一传统的主要派别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出现后即很快展开批判性学术研究，其创始期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1937年即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一文中率先使用“批判理论”概念并对之作出经典的表述①，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2]，还在其《艺术和大众文化》（Art and Mass Culture）一文中，严肃批评大众传媒媒介提供的消遣娱乐产品/大众文化，其蕴含的内容同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与阿多诺合著）中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相一致②。但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在1933年法西斯上台后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经历了16年的流亡生活等原因，该学派的批判理论及他们那以批判 “文化工业”著称的传播思想真正产生广泛学术影响，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60年代后期更为突出。这一传统下的另一著名理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论”（Hegemony Theory），其中的思想内容是葛兰西在身处囹圄期间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所写的大量信件和笔记中表达的，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些信件、笔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陆续出版。1947年出版的《狱中札记》（Letters from Prison）阐述了社会思想意识同传媒之间的关系，认为大众传媒对统治阶级的权力至关重要。③而其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多关注和探讨，则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进入七八十年代后，其对批判性的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更加凸显。另一种批判学派的理论，达拉斯·斯麦思（Dallas Smythe，又译为史麦斯）提出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受众商品论”（Theory of Audience as Commodity）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初见概念的端倪，但这一理论在其著述中进一步展开并发展成熟，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可以看出，批判的传播学理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批判主义作为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的形成晚于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

而技术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尽管明确奠定将传媒沿革史同人类社会变迁、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的英尼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论述其传播思想的著作《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传播的偏向性》（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s，1951）、《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1952，又译作《变动中的时间观》），但这些学术意味浓厚的著作蕴含的传播思想在西方受到高度关注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后来麦克卢汉出版了语出惊人的传播学相关著作而名声大噪的60年代。麦克卢汉著作表达的观点显示出了来自英尼斯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促使研究界重新研究英尼斯的传播思想。而麦克卢汉及其理论在学术界遇到的评价，起伏很大。因而尽管20世纪60年代可谓（从媒介技术元素切入研究传播与人类文明史关联的）英尼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确立的年代，但“麦克卢汉热”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烟消云散，使得英尼斯、麦克卢汉两人开创的研究理路发展要想成为在国际范围独树一帜的技术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还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从时间序列上看，国际上传播学中最先流行的研究传统是经验主义，而后流行并与之产生激烈碰撞的是批判主义，技术主义相对更晚，成为另一种独辟蹊径的研究传统。

从传播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传入时的语境角度来说，美国作为传播学的发源地，在传播学传入我国的初期，研究界对传播学著述的译介和分析评述中较多地关注探讨到美国主流的传统传播学理论；
此外，传播学科在美国确立时的集大成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我国港台地区译为宣伟伯）和他的学生余也鲁在1982年4—5月的中国访学之行，也进一步助推了我国传播学研究初始阶段对美国传播学的探讨分析。当时施拉姆给我国国内学界介绍的是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情况，是传统学派的结构功能性研究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述。[3]与此同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西方批判学派质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媒介体制、媒介生产和媒介产品之弊端的理论，我国传播学研究群体在初期就从中透视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较早开始译介和探讨一些有关学术文献。例如，1979年《国际传播界》第一期发表了林珊摘译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学者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此后6年时间，据有关统计，《国际新闻界》先后刊登了15 篇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研究文章译文。[4]可以说，批判主义研究传统下的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在时间上几乎与经验主义传播理论的传入同步。只是从关注探讨的程度上来说似乎初期比不上经验主义研究传统。这或许是由于，对于中国内地传播学兴起早期以新闻学背景者居多的研究群体来说，借鉴国外兴起的传播学，是因为感到大众传播可运用于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实践。[5]经验学派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由于体现实用主义思路，体现对考察分析经验材料的注重和对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视，而成为关注的重点，历史地看，这可以说较正常。而且因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传统上实证研究原本相对不足，借鉴经验主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取长补短，推进学科发展。[6]三种传播学研究传统中，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传播学传入我国的初期并未马上受到关注。事实上在国际上，为开创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做出特别显著贡献的英尼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时正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波“麦克卢汉热”消失后的静寂期（国际上的第二波“麦克卢汉热”直到国际互联网在世界上崛起的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我国传播学研究，早期未引入技术主义媒介理论并不奇怪。

虽说姗姗来迟，但是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的形成发展却可以说又是必然的。现代传媒业的兴起和成长，是以一系列信息传播科技发明为技术基础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形影相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元素从现代传播业诞生起就是至关重要的元素。而传播学作为一门以人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触发其孕育与产生的一种直接动因，正是现代报刊和广电业的问世及其社会影响力的凸显。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在不断发明和改进技术，创制出“人工代具”拓展自身的能力；
在根植于人的社会性的传播领域，人类传播能力不断突破时空限制的提升，离不开社会各方面进步背景下技术支撑的传播工具“升级换代”。而经验学派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传媒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批判学派的研究重点在于传播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传播与公众日常文化经验的关系，虽然二者的研究都会涉及媒介产业，但似乎并未对传媒业的技术基础专做深入探究。这就使传播学对人类传播实践的系统研究，留有可供发掘开拓的板块/范畴。技术主义传统在传播领域的出现，正契合了发掘开拓以技术视角透视传播现象的需要。这种需要对电视传媒业来说尤为迫切，因为电视传媒业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以其传递信息的迅捷和生动成为当时笑傲大众传媒领域的后起之秀，这又一次使传播技术发展对改变传媒面貌的影响作用凸显。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那个时期问世，可以说并不偶然，而是说明了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出现的必然性。尽管因麦克卢汉之过于语出惊人但未充分关注逻辑缜密性、学术严谨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一度受到诟病而风光不再，致使他和英尼斯富有独创性的传播思想陷入一段时间的寂寞之中，但伴随着国际互联网在世界上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第二波“麦克卢汉热”，他们的传播思想得到更多关注和深入的探讨。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技术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的生命力。此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进入发展期，互联网应用在中国也蓬勃发展，中国的传媒上网热也从1996年起逐步形成，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群体，面对信息传播技术革命浪潮和传媒格局及传媒实践的重大变化，也像国际上的传播学同行一样，形成了探讨分析英尼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热潮。此外，根据何道宽的梳理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文化研究界已开始提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1986年由中国文化书院④组织的“文化与科学”研究班上，授课教师之一、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讲课中提到了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史。[7]

从上一部分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是从关注评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并进而关注探讨对之影响极深的英尼斯媒介理论）开始的。在“中国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网站上键入“麦克卢汉”进行题名检索，检索到的题名含有“麦克卢汉”的中文文献尽管数目不尽相同（因知网上的检索包含了硕博论文而国家哲社文献中心网站上的检索未包含），但是检索结果还是提供了颇有参考价值的两点发现。两个网站上的检索结果都显示，1991年李彬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麦克卢汉媒介观之新探》 是我国传播学界的第一篇探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文章。在数据随时间段（年份）的变化趋势方面，两个网站的检索结果显示出更为值得一提的相似点：在论文出版发表方面，1991年后连续数年没有再出现同类论文，直到1997年才又出现两篇探讨麦克卢汉传播理论的论文：陈卫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王怡红的《“忧虑的时代”与不忧虑的麦克卢汉》。此后则每年都有，其中包括殷晓蓉的《麦克卢汉对美国传播学的冲击及其现代文化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二期）；
郭镇之的《关于麦克卢汉的思想——与埃里克麦克卢汉博士的一次访谈》（《现代传播》1999年第三期）；
笔者本人的《新形势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于1999年在全国第六次传播学大会上宣读，2000年刊登在《现代传播》上。2010年（那年是麦克卢汉诞辰100年）后，文献数量增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网站上的检索发现，文献量超过20 的年份，都在2010年之后的时段中；
中国知网上的检索结果显示，文献量超过20 或者甚至30 的年份，也基本上都在2010年起的时段中，除了2008年以超出1 篇成为例外。这与何道宽在《麦克卢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一文中对第二波、第三波“麦克卢汉热”兴起时间的判断是一致的[8]，也是与笔者在《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一书中对“中国的媒介分析”的梳理结果发现相一致的。

书籍的出版情况是透视“理论旅行”的又一个窗口。1988年，戴元光、龚炜、邵培仁合写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以相当的篇幅介绍评述麦克卢汉理论。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一批传播学教材的出版：张咏华的《大众传播学》（1992），张隆栋、姜克安、范东生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董天策的《传播学导论》（1995），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5），邵培仁的《传播学导论》（1997），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这些书籍无一例外都讨论评述了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

英尼斯、麦克卢汉均是加拿大学者，其著述的原作均是英文的。对于中国传播学界来说，这些著作的中译本对掌握英尼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第一手资料，有极大的助力作用。在译作方面，贡献最大的应数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长期以来，他以其“麦克卢汉情结”，坚持不懈地翻译英尼斯、麦克卢汉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媒介环境学”领域的其他学者如林文刚、莱文森、波斯曼等的著作。从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翻译麦克卢汉的译作《人的延伸——媒介通论》（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起，他始终在从事这一领域的著作翻译。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翻译的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进入21世纪以来，他的译作频频由国内几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中的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2003）和《传播的偏向》（2003），“麦克卢汉研究书系”中的《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2002）；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媒介环境学译丛”（2007—2010），含《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技术垄断》《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4 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中的《新新媒介》（2011）、《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2012）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媒介环境学译丛”第一辑（2019 发布）含《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文化的肌肤：半个世纪的技术文化变迁》和《震惊至死：重温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5 册，该译丛第二辑（2021 发布）同样由5 册组成：首次翻译的《数据时代》和《被数字分裂的自我》，以及重译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麦克卢汉精粹》。限于篇幅，对于其他这一领域的译作及其译者，这里就仅提一下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著《消失的地域》的中译本，由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余恕不一一详述。另外，国际上一些论及英尼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其他传播学著作中，国内有中译本的，其中包括美国学者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曹静生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出版。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专论媒介分析/媒介理论和专论麦克卢汉等人传播思想的专著也先后出版，包括本人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2017 再版）；
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2008）；
李明伟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2010）；
范龙的《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2011）；
胡易容的《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2）……最近，还出现了将媒介环境学视角用于研究孔子学院的著作《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通过文献梳理简单透视一下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笔者发现有这样的脉络特点：拓展；
深入；
跨学科性。就拓展而言，这一“理论旅行”始于关注麦克卢汉及其理论，并进而将在他之前已聚焦于传媒技术演变史同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关联的研究传统的英尼斯传播思想，一起关注探讨，逐渐延伸到将这一研究传统的其他学者的学术成果纳入研究范畴，包括先于他们的媒介环境研究先驱格迪斯和芒福德等，在他们之后推进该研究领域的梅罗维茨、波斯曼、莱文森、林文刚等；
并再拓展到研究作为这一领域核心的“媒介环境学”整个流派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理路及学术思想对该流派的贡献。拓展和延伸还表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界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媒介分析、研究数字化传播高新技术与传媒发展和传媒变局的关系等文章，以及一批关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数字化传播、智能新媒体传播的书籍，尽管它们不一定明确提到麦克卢汉、英尼斯等人的媒介理论，但透过其对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同传媒变局和其他社会变迁关系的高度关注，透过其中的引用和参考文献目录等，多少可追寻到技术主义研究视野的影响。这方面可以举出的例子，书籍范畴包括闵大洪的《传播科技纵横》（1998），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1999），进入21世纪后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网络传播丛书”，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新媒体研究系列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程栋的《智能时代新媒体概论》等。论文范畴有：《新闻大学》曾一度开设《网络时代》栏目，后又开设《新媒体》栏目；
《国际新闻界》自1997年以来不时开设关于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栏目（如1997年第4 期设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又如2006年下半年起设有《网络传播研究》栏目）……从深入的角度来说，在这一“理论旅行”过程中，国内传播学界从介绍麦克卢汉等人学说的基本知识原理起始，到持续深挖其著述的精华，再到探讨其思想渊源，从哲学的高度，追溯其技术哲学的思想源头，从伦理学的维度，关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方向问题，并开展联系我国的传播业发展实际的研究。而就跨学科性来说，从麦克卢汉的理论在我国受关注起，跨学科力量的加入就初现端倪（上面曾提到何道宽的研究发现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提到过麦克卢汉媒介史），在这一“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哲学（现象学、道德哲学等）、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等视角的研究纷纷出现，展示出跨学科研究力量加入的力度在提升。

传播学是以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传播实践在持续发展，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继续发展，技术主义研究传统下的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继续发展。我国的传播实践在不断发展，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技术主义传统在我国传播学中的“理论旅行”也必定会继续前行。展望这一“理论旅行”的未来，笔者提出三点与诸位共同思考。

第一，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传播学研究群体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这一“理论旅行”中继续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9]2021年在“5·31”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0]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包括他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2年10月16日他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四部分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强调中国“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1]我国传播学界在上述“理论旅行”中的继续前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指示，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指示为指南，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技术主义传播理论，去芜存菁，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以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国际传播研究界在这方面责任尤其重大。

第二，注意跨学科地吸收理论滋养，注意从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界、业界和管理界优秀成果的融合中吸取学术养料。这有助于对国际上技术主义媒介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借鉴。在媒介环境学派内部，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梅罗维茨，在21世纪之初，曾论述了开阔眼界、视野在媒介环境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在2001年美国媒介环境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就媒介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倡导研究界不仅要弘扬麦克卢汉的理论而且要超越他，要通过吸收其他领域理论家的成果使麦氏理论 “变脸”改进。[12]这一观点对外部研究人士同样有参考作用。由于人类传播现象的渗透性特征和行为伴随性特征，只有跨学科性本身就是传播学研究传播现象的重要特性。多方面地、跨学科地吸收理论滋养才能在技术主义研究传统的“理论旅行”中，在更宽广的眼界和视野下、更深的学理根基上，向前走得更远。

第三，更加注重从我国的传媒实践中提取研究问题和研究素材。具体到国际传播史研究界来说，尤其要从我国传媒的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取研究的问题和素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理论来源于实践。传播学科的诞生与成长，同人类通过现代传媒展开的传播实践息息相关。当年，现代传媒业的诞生，是以信息传播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基础的，而正是传媒业问世后的人类传播实践，把一系列问题摆在人文社会研究者面前，并提上研究日程，进而成为促发传播学科孕育与兴起的重要因素。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创立为标志的技术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兴起于电视业在世界蓬勃发展、人类社会的传播实践产生新的突破的语境下。如今，人类传播业正发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重大的突破，“转型”已成为反映传媒生态格局的关键词。方兴未艾的数字化技术及其社会应用的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交织，为人类传播实践的新拓展新突破，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人类正通过实践验证这种可能性。在中国，传播实践如何实现这种可能性？以何种形式实现这种可能性？[13]如何在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传播业的公共性，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坚持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这些课题，需要业界、学界、管理界都来联系实际深入探讨研究。对于国际传播史研究界来说，尤其需要在探索实现上述可能性中，联系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深入探讨研究如何通过发展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服务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服务于推动中外文明互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了“技术主义”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传入，继而对这一研究传统在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旅行”进行了简单透视，发现了这一理论旅行的如下脉络特点：拓展/延伸；
深入；
跨学科性。最后，表达了对这一“理论旅行”面向未来、继续前行的展望，提出了三点与大家共同思考：（1）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2）注意跨学科地吸收理论滋养，并从新闻传播领域学界、业界和管理界优秀成果的融合中吸取养料；
（3）更加注重从我国的传媒实践中提取的研究问题和素材。

注释：

①Kellner，Douglas（2013）.Frankfurt School，Media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Studies，Vol.I.Media Industry and the Foundation of Media Studies（edited by John Neron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P.2；
参见胡冯彬著：《想象与错置：传播学史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21年版，第65 页。

②参见胡冯彬著：《想象与错置：传播学史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21年版，第78 页。

③参见张咏华编著：《大众传播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 页。【意】朱塞佩·费奥里著：《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 页；
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 页。

④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成立于北京，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并联合数家北京高校和研究机构及数十位港台地区和海外的著名教授、学者一起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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