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内医学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核心期刊发文的分析

俞德海

(福建医科大学 文理艺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医学翻译是科技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专业性强、规范性要求高、翻译难度大等特点。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医学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医学翻译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深化了对医学翻译特性的认识。但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什么特征，还有哪些视角有待开发，目前鲜见研究者对此开展系统的调查和分析。鉴于此，笔者对2000—2021年国内医学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旨在呈现研究的基本面貌，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以期推动国内医学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3种翻译类核心期刊和12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数据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3种翻译类核心期刊为《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12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为《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外语研究》《中国外语》《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外语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其中，《中国科技翻译》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其他皆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选择核心期刊是因为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往往代表某一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笔者以“医学翻译”“医学口译”“中医翻译”“中医口译”“医药翻译”“中医药翻译”等为主题词对15种核心期刊进行逐一检索。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检索出的结果进行人工处理，剔除书评等不相关文献，共获得103篇文献，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统计、归类和分析，并作出解释。

(一)发文情况

根据文献计量学，发文量是分析研究领域热度的一个指标，发文量变化直接反映出该领域知识量的积淀和发展水平。以11年为一时间段进行统计，发现2000—2010年发文量为35篇，2011—2021年发文量为68篇，后时间段发文量比前时间段翻了将近一番，增长显著。以每2年为一时间段进行统计(图1)，发现发文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14年之前在7篇上下浮动，但均未超过9篇，2014年之后增长显著，2020—2021年达到峰值，共有21篇，说明医学翻译研究近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从期刊发文量来看(表1)，大多数论文发表在翻译类期刊上，其中《中国科技翻译》发文最多；
外语类期刊共发文9篇，其中《外语学刊》发文最多，但仅有3篇。平均来看，医学翻译研究年发文总量只有4.7篇，而这15种核心期刊年发文总量达到1 000多篇，说明医学翻译研究尚未引起核心刊物，尤其是外语类核心刊物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医学翻译研究层次不高，难以满足核心刊物的发文要求，为医学翻译研究敲响了警钟，提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根据统计文献中所列的基金资助，得到2000—2021年医学翻译研究基金资助统计表(表2)。可以看出，2011—2021年所获得的基金资助数量和级别比2000—2010年均有明显提升，这和发文量及发表期刊的变动趋势相一致，说明基金资助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直接影响到论文的发表量和研究水平，也进一步说明国家级基金项目依然偏少。

图1 2000—2021年核心期刊每2年医学翻译研究发文量统计

表1 2000—2021年核心期刊医学翻译研究发文量统计

表2 2000-2021年医学翻译研究基金资助统计

(二)研究者情况

从研究者身份来看，103项研究共涉及145位研究者(含非第一作者)(图2)。人数最多的为高校英语教师，共117位，占比80.7%，非医学院校英语教师数量超过了医学院校英语教师数量，而职业医师、医学教师和译者人数明显偏少，说明高校英语教师是医学翻译研究的主力军，但这也反映出研究者身份背景过于单一，不利于开展跨学科研究。从发文量来看，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共113人，占比77.9%。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的洛特卡定律，在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发表单篇论文的作者人数约占作者总数的60.79%[1]。显然，这个比例远高于洛特卡定律的标准，说明医学翻译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群体。多数研究者未深耕该领域，缺乏持续性的研究成果，发文3篇及以上的研究者仅有4位，分别为李孝英(4篇)、兰凤利(3篇)、王彬(3篇)和王佩(3篇)。李孝英来自西南交通大学，是近年来医学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探讨《黄帝内经》的情感术语和传统文化翻译。兰凤利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是早期比较活跃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中医药古籍翻译。王彬来自淮北师范大学，主要关注中医典籍的歌赋翻译和文化过滤等。王佩是中日友好医院的翻译，其研究有2个特点，一是接地气，主要关注现实中的医学翻译问题，二是全部为合作研究，合作者有高校教师、译审、执业医师、卫健委工作人员等。从发文机构来看，大多数机构只发文1篇，发文2篇以上的机构仅有12家(图3)。其中发文最多的也只有4篇，说明医学翻译领域尚未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机构，这和上述的该领域研究群体尚不稳定密切相关。

图2 研究者身份和人数统计

图3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

(三)总体研究特征

主题词包括关键词和文献标题，是文献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研究主题的特征，可把握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笔者对研究主题进行了标注并归类分析，发现新世纪以来医学翻译研究呈现出以下4个主要特征，现概述如下：

1.中医翻译研究占比递增。以研究主题是否为中医翻译为标注参数，以2000—2021年为时间段，对文献进行标注并分类统计(表3)。可以看出，2000—2010年中医翻译研究占比约为三分之一，而2011—2021年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从各期刊来看，中医翻译研究发文量均有显著增长，尤其是外语类期刊，从0篇增长到6篇，占外语类期刊总发文量的66.7%。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中医翻译研究数量不断增长，已经占据医学翻译研究的半壁江山，而且呈现出期刊级别越高越关注中医翻译研究的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实施，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医药及其翻译研究正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和刊物的关注，逐渐掀起了中医翻译研究热潮。另外，中医药翻译实践的不断推进，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医药翻译研究在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为讲好中医药故事、传播好中医药声音提供有益的借鉴。

表3 2000—2021年中医翻译研究发文量及占比

2.典籍翻译研究渐成热点。以研究主题是否为典籍翻译为标注参数，对中医翻译文献进行进一步标注并分类统计(表4)，发现2000—2010年与典籍翻译相关的论文有5篇，占比41.7%，而2011—2021年与典籍翻译相关的论文达到22篇，占比接近三分之二，这与訾晓红指出的“典籍外译研究已成为当下中医译介研究的热点之一”[2]结论相一致，说明典籍翻译研究已逐渐成为医学翻译研究的热点。《黄帝内经》作为中医之宗，相关研究多达13项。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实践层面的探讨，如翻译基本原则[3]、“青”和“白”颜色词翻译[4-5]、“喜”和“悲”情感术语翻译[6]、“和”字翻译[7]、脚注、括号注等深度翻译[8]等，也有不同译本对比分析，如从概念隐喻视角对倪毛信和罗希文译本进行对比[9]，考证国内外不同译本以澄清有关译者身份的学术谬误[10]，探讨不同译本中的书名翻译乱象[11]等，这些研究深化了对《黄帝内经》翻译特性和译本特征的认识。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其它典籍翻译，包括《洗冤集录》《针灸二赋译注》《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研究视角包括翻译中的中医文化过滤、他者叙事、歌赋翻译、互文符号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等，但与《黄帝内经》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总体而言，典籍翻译研究已逐渐成为医学翻译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多元化，但研究手段较为传统，仍以思辨研究为主，对新兴研究工具的借鉴不够。

表4 2000—2021年典籍翻译研究发文量及占比

3.重技轻论现象较为明显。将侧重翻译策略或技巧探讨的文章标注为应用型研究，侧重理论探讨的文章标注为理论型研究，以此为参数对文献进行标注并分类统计(表5)。可以看出，应用型研究占比高达66.1%，远超理论型研究，说明医学翻译研究存在着明显的重技轻论现象。进一步分类发现，应用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术语翻译和医学文本特征翻译两个方面。医学术语翻译主要关注术语的规范化翻译，如刘法公提出用公式法翻译中医术语[12]，兰凤利指出翻译“阴阳”应根据语境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13]，吴涛等探讨了transfection，transformation和transduction三个生物医学术语的规范化翻译[14]，冯梅论述了医学冠名术语的转喻机制和翻译策略[15]，汪敏飞分析了针灸术语的七种翻译策略[16]，这些研究为医学术语翻译提供了策略借鉴。医学文本特征翻译主要关注不同类型医学文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研究主题包括中医药说明书翻译[17]、病历语言特点及翻译[18]、生物医学英语文体特征和得体性翻译[19]、医学论文摘要语言特征和显化翻译[20]、中医五行美学特征和补偿翻译[21]、医学汉语无主句特点及句式转换翻译[22]等，这些研究提升了译者的文体特征识别能力。总体来看，应用型研究以医学翻译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尝试提出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多数研究仅限于微观层面技的探讨，未开展理论分析，研究深度不够。

表5 应用/理论型研究占比

4.部分研究领域成果欠缺。与应用型研究相比，部分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欠缺，如医学翻译教学、医学口译和医学翻译伦理研究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翻译研究的总体水平。高质量研究人才和成熟教学体系对提高医学翻译研究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但103篇文献中涉及翻译教学的只有2篇。周恩从医学翻译行业职业需求出发，阐述了医学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求[23]，阮俊斌等基于双循环学习序列模型，探讨了医学翻译的微课教学设计[24]。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医学翻译能力培养和教学设计的认识，但有关医学翻译教学的诸多特征和规律尚未被认识。医学口译研究是医学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1篇文献涉及医学口译。朱珊等调查分析了医学口译的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提出了医学口译的三个执业原则[25]，为医学口译教学提供了行业层面的认识。由于研究数量少，对医学口译特性的认识也还很不全面。探讨医学翻译伦理的文章也只有1篇。李署光探讨了医学术语“autism”的翻译，主张既应遵循求真的科学原则，又不能违背求善的伦理原则[26]，为医学术语翻译提供了伦理层面的思考。鉴于伦理已成为医学和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开展医学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几近空白的研究局面亟待扭转。

通过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细读和反思，发现近年来医学翻译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和部分领域短板明显。基于这些问题和不足，笔者提出了以下4点研究展望。

(一)拓宽选题范围

从研究对象来看，当前医学翻译研究选题过于集中，存在重复研究和同质化研究现象，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如前所述，近十年医学翻译研究以中医典籍翻译和应用医学翻译为主，中医典籍翻译研究又主要聚焦于《黄帝内经》等少数中医名著翻译，应用医学翻译研究则局限于翻译策略和技巧探讨。因此，有必要拓宽选题范围，典籍翻译研究可关注尚未被深入探讨的诸多典籍，如《神农本草经》《脉经》等，或者藏医、苗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典籍，也可以将不那么经典但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养生文献纳入研究范围。应用翻译研究可将研究视角从文本内拓展至文本外，从关注怎么译转向关注为何这样译，探究不同翻译策略和技巧产生的译介效果，并结合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因素开展分析，这对深化应用翻译研究至关重要。另外，当前选题多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或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翻译行业和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不足。应拓宽研究视野，增强与医学翻译行业的对接，将行业中的语言服务和项目管理纳入研究范围，提升研究的应用性。同时，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选择有战略意义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如中医翻译与国际传播路径研究、应急医疗翻译研究等，展现研究的时代性。

(二)优化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近年来医学翻译研究多采用经验总结和框架构建等思辨性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较少。统计发现，超过80%的研究采用系统文献综述、译例分析等文献分析法，这些研究对翻译实践有一定启发，但多数是基于小规模的文本观察或经验式的推理总结，得出的结论缺乏依据，调查法、访谈法、语料库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基本上未得到有效应用。应优化研究方法，除继续推进思辨性探讨外，扩大实证研究，通过量化数据来弥补纯文本分析的不足，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另外，当前研究多为翻译研究者的独立或合作研究，鲜见翻译研究者与医学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研究，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远未实现，未能彰显医学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在103项研究中，只有极少数项研究组建了涵盖医学研究者的跨学科团队[27-28]，开展“医学+翻译”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为数不多，但视角新颖，交叉特征明显，应用价值高。因此，有必要构建二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就共同关注的医学翻译话题开展研究，如医患会话翻译研究、抗疫宣传手册翻译研究等。鉴于医学知识对医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医学研究者可能带来的不同研究范式，这样的跨学科合作有助于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丰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促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生。

(三)深化理论研究

从理论研究上看，近年来医学翻译研究理论探讨不断加强，但数量和深度有待加强。涉及理论研究的只有16篇，相较于应用研究，数量明显偏少(表5)。另外，这些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借用现有的语言学、翻译学或文化学理论来指导某一方面的医学翻译实践，如从语用学角度提出医学英语的语用翻译[29]、借用生态翻译学来探讨医院公示语翻译[30]、基于文本类型理论提出中医术语翻译策略[31]等。从研究范式上看，这些研究大多为规定性研究，通过理论推理来寻找相应证据，进而提出对某一翻译现象的观点或看法。McFarlane指出，翻译理论应当是诊断性的，而非说教性的[32]。换句话说，翻译理论应当是描写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因此，应深化理论研究，尝试采用归纳式、解释式等描写性研究范式，借助语料库、问卷调查、访谈、有声思维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医学翻译现象进行详细考察，以大量事实和数据统计为依据，总结医学翻译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探索构建适用于医学翻译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研究将更具创新性和解释力。

(四)补足研究短板

如前所述，医学翻译教学、医学口译、医学翻译伦理等领域研究成果欠缺，成为当前医学翻译研究的短板。应加大研究力度，补足研究短板，提高医学翻译研究的总体水平。教学研究对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亟须加强，医学院校教师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应结合学校特色、学科特点和社会需求，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质量评估等主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尝试建构较为成熟的医学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相较于医学笔译研究，医学口译研究提升空间很大，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开展有关医学口译理论、口译质量评估、口译教学等基础性研究，探索医学口译的独特机制特征和人才培养路径，二是结合社会需求开展研究，如医学口译人才需求调查、医学口译行业标准与规范等，体现研究的应用价值。从学科交叉角度来看，医学翻译伦理研究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可充分借鉴医学伦理学和翻译伦理学相关知识开展研究，重点关注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价值问题、医疗口译中的伦理道德要求、医学翻译行业中的伦理规范等。此外，医学翻译史研究、医学翻译批评研究等也亟待加强，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论述。

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国内医学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是在典籍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方面，这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选题范围、研究方法、理论深度和短板领域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今后需进一步加强研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所选期刊有限，可能遗漏一些发表在其他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同时所选取的文献并未涉及硕博论文、专著等其他文献类型。

另外，限于篇幅，本文未结合同期国外医学翻译研究成果，探讨其对国内医学翻译研究的启示，例如，国外医学翻译研究以医疗口译研究为主，近20年在SSCI或A&H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60多篇，研究主题涉及社会法律环境、医疗口译实践、教育与培训等，且呈现出翻译学、医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多学科融合互鉴的研究趋势，这对国内医学口译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期待未来在这些方面继续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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