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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呼叫】 呼叫被转移

    分类:科技资讯 时间:2019-05-14 本文已影响

      一堆推不掉的公务把我套牢在办公室里,感觉整个人就像嚼过的口香糖,索然无味地粘在椅子上。这时,楼道里隐隐传来争吵的声音,压抑但不失激烈的火药味,听声音是一位被搁置的科长在和领导理论。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手已经和金属的门把友好地握在了一起,但想了想又恋恋不舍地放开。与此同时,整个人变成了一张无形的长耳朵,紧贴在了红色的油漆门上。
      边听边感叹人和人的区别。天知道我是多么想让那个被搁置的人就是我!想到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被空闲出来,没人理,无人问,钱一分不少,还能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我幸福得提前就要手舞足蹈了,对,就趴在这个门上,这个门就是我疯掉的舞台。可是,我回转身来,案头的一堆文件,让我清醒地跌坐回椅子里,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资格。
      在我们这个位置偏僻信息闭塞的小国企里,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种人:一种至少得是个科长,就像楼道里吵架的其中一位,手中有点权力可以行使,但提前中止了他行使的权力。另一种是领导的夫人,如果她本人自愿放弃进步,选择主动搁置,那就搁置好了,毋须看谁的脸色,随便在一个科室挂个名,回家仰自己老公一个人的鼻息足矣。
      出于补偿,被搁置的科长们还没有退休就提前享受到退休一样的自由,但他们不屑于或者说不甘于这种被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见树不见林地认准了只做一件事的自由,那就是继续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权力范围内的自由像麻醉剂一样牵引着他们昏睡在这个牛角尖里和全世界较劲。
      “凭什么,说晾起我来,就晾起来,凭什么?凭什么……”
      楼道里搁置科长智力明显减退,固执地以为我们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汉语言里,唯有“凭什么”三个字最给力。当他用尖锐的声音第N遍重复这三个字时,我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贴着门缝替沉默的厂长小声回答道:“就凭你理不屈,太词穷。”
      词穷的搁置科长显然是豁出去了,激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让我这个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很不理解,甚至于越听越生气,几次想冲出去,搂住他说,你多幸福啊!有了自己的时间,想干啥干啥多好。要知道你现在得到的,就是我所向往的自由的最高境界,而我敢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做。比如,一会儿老厂长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接,听见也不接。再说,权力再好,也不能变成块肉,长在你身上,权力的根本属性就是接力棒,迟早会交到别人手里。
      但这些话,我只能说给自己听。我不敢出去说,怕同事说我拍领导马屁,对这号“中山狼”牌领导,我坚信我今天挺身而出,明天就会后悔。另外,我自发地充当这个人民调解员,那个被搁置的科长肯定会抽我,他很有可能把我的肺腑之言误以为是小人的幸灾乐祸。他和我不惯,如果他是我的女友,他就会知道我不是那种人,不会把别人的失意误以为是自己的得意,我的幸福只建立在自己的“小确幸”上。
      “小确幸”一度曾是我女友对我的昵称。我的女友罗琪是个很潮的女生,说女生并不意味着她年轻。她今年三十四岁,身高一米六五,尖下巴,高鼻梁,好多人说她长得像极了演员周迅,智商也不差,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一家私企广告公司做文案,挣钱不少,就是太忙太累,经常喊叫着她快要累挂了。
      好多压在仓库里等着时间来发酵的积压货,在她生花妙笔的包装下,都被隆重地倾销了出去,可她始终没有办法把自己推销出去。她无奈地追着我问:“你说,还有没有天理,我这样的反倒被剩了下来。”
      “你以为你是谁,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想说的,但我没这样说,我委婉地表扬她:“天理变了,越好越剩。”
      我最近在罗琪面前说话很慎重,她的自信度大不如前,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装老,现在装嫩。
      也许是因为在形式上,她还是个未婚的大姑娘,在内容上也有意无意地经常搭配点姑娘式的矫揉造作,随随便便地称我为“小确幸”,就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
      她第一次这样叫我时,我们俩正在一起洗澡,她让我给她搓背,我每次都很不情愿,但那次不知怎么心血来潮,不但给她搓了背,还搓了全身,隔着一身的泡沫,她从后面搂住我甜蜜地说:“你就是我的‘小确幸’。”
      我把她伸到我前胸的两只手拿开,不是讨厌她搂我,是讨厌她身上浴液的味道,这是她今天新买来的浴液,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说不出是什么合成花的香味。
      她转身跑到我面前笑着解释:“‘小确幸’是村上春树说的,是现在最时髦的流行语录,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那你的意思是我给不了你大的幸福?”我很有点严肃地盯着她问,声音完全像是故意找茬,奇怪自己的心情怎么突然变得一团糟。也许我不应该这样神经过敏,都是那个浴液的味道搞得。
      罗琪没恼,笑着用手刮我的鼻子,想逗笑我,可是我坚决地推开了她沾满浴液的手,没好气地对着这两只被泡沫包裹的手,高声吼道:“别把浴液弄人一脸。”
      她撑不住了,翻了脸,白了我一眼后,扭过身去自顾自地站在花洒下,也不打开水龙头冲水,故意用力地拉上浴帘,对着浴帘外的我恶声恶气地说:“谁稀罕弄你,当你多了不起似的,小确幸也是抬举你,有本事你把我调到你们单位,也像武美一样光拿钱,不上班。”
      不提武美还好,一提她,我就来气。武美是罗琪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据罗琪说此女人在学校学习不行,但出校门后找老公的眼力还行,荣幸地嫁了我厂的一位副厂长,就是在楼道里和搁置科长吵架的那位。
      罗琪曾自告奋勇地为我的事找过她,想走她的后门,把我调到他老公分管的科室,也给我个一官半职当当。罗琪天真地以为就凭她一句话,就能替我开拓出一条在机关进步的康庄大道。我们经常搞不清自己是谁,错误在以为自己的脸很大。都怪我老爱在未婚女性面前表现出很有理想的样子,其实我想要什么,罗琪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懒得知道。好像我的人生规划,在我没出生前,我妈就给我设定好了。
      我们家是我妈说了算,我从小就决定不找我母亲那样的。而罗琪最大的好处就是拿捏不住我,也好哄,把我每一句鬼话都信以为真。
      武美的老公可不像她那么傻,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进步放到哪里也能进步,这和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罗琪回来后哭丧着脸向我转达了领导的指示精神。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没面子,男人怎么能凭着女人混。
      我批评罗琪:“这是你自找,你根本不了解我单位情况,武美的弟弟刚进了他管的口,现正发愁替他妹妹找地方,你算哪门子神仙。纯粹是不调查研究造成的自取其辱,把我这么有傲骨的人的兴都败到太平洋去了。再说,将心比心,谁都不容易,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如果是个人去找,他都照顾,也确实是照顾不过来。”
      话是这么说,但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光彩的肛门出血,提都没法提。男人都喜欢夸耀自己英雄的时候,无奈做狗熊的事,能不提最好别提。
      可恶的是罗琪没心没肺,偏要把武美的老公亮出来,晒在这里充当我的标杆。我狠狠地盯着罗琪因生气而难看指数倍增的脸,阴阳怪气地讥讽道:“她老公那么好,那你也去找她老公啊!她当妻,你当妾,你不就能荣幸地照上侧光照了吗!”
      “常世南,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这全世界最坏的毒舌男!”罗琪哭着冲出浴帘,一把扯过我打满浴液的毛巾,扔在地上,圆睁着两只细长的小眼睛瞪着我……
      
      女人就是这样,出尔反尔的前面问我是个男人吗?紧接着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宣布我是最坏的男人。好笑,学的是中文,怎么糊涂地以为加两个定语做前缀,就能把主语的意思改变了。真是没劲。骂人也骂得有点水平,好不好。
      我用脚踢了一下毛巾,没再理她,趁机钻进浴帘,打开水龙头,草草地把身子冲了一下,披上浴袍来到客厅,坐到沙发上又开始抽烟。在弥漫的烟雾中,我看见罗琪很夸张地换外衣、找包、穿鞋,要走的动作搞得很响亮,但节奏很慢,似乎是希望我能想起自己是个男人,让她别走,但我懒得理她,我看着她哭着冲出了我们合租来的屋子。
      我应该站起来,拉她一下,但我没有。我闭上眼睛,听任微风来吹干我刚刚出浴还没干透的全身。女人把有些动作做得太过频繁了,男人会因此有了免疫力而不再易感。罗琪走后,我上床睡觉,以为会倒头就睡,但没睡着,又起来抽烟时,发现罗琪把她的化妆包落在了床头柜上。我无限感慨地呆望着独处的屋子,这屋中角角落落都布满了罗琪那张哭泣的脸,像灰尘一样飘荡着。
      我突然发现罗琪不化妆不能看了。女人真是不耐老啊!她刚认识我的那会儿可不是这样,二十三岁的她,大学刚毕业,每次我和她出门的时候,我都逼她卸妆、洗脸,然后,她清水出芙蓉地昂着一张年轻的脸,一个劲地问我:“这好看吗?这好看吗?我怎么觉得好难看啊!”说这话时,她脸上飞红一片,露出可爱的,看上去有点害羞却是等着你去欣赏的纯真的笑。
      我看到多年前同样青春勃发的我,自信地更加用力地搂紧了她,无限怜爱地看着她好看的我怎么看也看不够的那张处子般清秀的俏脸,不,那时我还没有和她上过床,我真的是对着一张处子才有的清纯的天真的脸庞说:“女孩子要男孩子来看,我看见好看就是好看。”我敢对天发誓,那时我没有说谎,我真是看着她浑身上下哪哪都好看。就是鼻子两旁隐约可见的几颗雀斑,在我看来都像欢腾的小鸟一样让人无限怜爱呢。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俩分分合合,彼此都觉得是对方耽误了自己,事实上,谁又能拖住谁呢?这期间,我们俩都有过劈腿,谁都以为能劈出一块新天地,可是,转了一圈,又都转回来了。
      就像那天晚上,罗琪自个跑出去,也就半个来小时,又自个跑了回来。跑回来的她,低眉顺眼地钻进我被子里,小声求我给她道歉。我暗瞅着她小兔子一样乖巧的样子,心中不无得意地敷衍道:“对不起,我错了。”
      她说:“不行,你以后就让我叫你‘小确幸’。”
      我笑笑说:“随便。”之后,我搂着她,一会儿就睡着了。早晨醒来,发现她像一夜没睡似的,原本挺清秀的两只眼睛又肿又红,还空洞地大睁着,生怕一合上就把眼里蓄满的眼泪挤了出来。
      我拉起她手问:“又怎么了?”
      她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抹了一把泪,讨好地向我一笑,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早市上卖剩的蔬菜,再光鲜也卖不出好价钱了。”
      我搂紧了她的说:“我们结婚吧!”
      
      我突然对外面楼道里的争执,失去了兴趣。今天把别人的失意当笑话,也许明天就轮到自己来品尝被别人笑话的滋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以前读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这首诗《断章》,仅仅陶醉于它表面的意境美,现在涌上心头的竟然是“却是天凉好个秋”似的百般惆怅。
      我正在思考要不要给罗琪打个电话以解愁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停了一会儿,故意不马上去接。今晚,罗琪非要拉我去参加什么“恋人之夜”活动,我开玩笑地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夫老妻就免了吧,还是让人家情窦初开的小年轻去干那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事儿吧!”
      罗琪的脸一下就绿了,我以为她的小姐脾气不会大发作,至少也会小发作一下,没想到,转瞬间,她的脸部表情多云见晴天。她叹了一口气,又无奈又文艺地看着窗外轻吟了两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纳兰的词,我焉有不懂的道理,不过,懂又如何,不懂又如何,越活越明白,人不是总活在文艺中,更多的是活在无奈中,想起家里、单位一大摊子的烦心事,我不耐烦地对罗琪说:“我去就是了。”
      罗琪脸色惨白地看着窗外,用标准的怨妇体控诉着她意念中的我:“我知道你不愿跟我去现眼,你觉得我老了,拿不出手了,你当我感觉不到,你现在和我在一起,正眼都不看我。但我告诉你,你是赖不掉的,我跟定了你。”
      “你的意思是我误了你的终身,那我呢,我比你整大两岁,又是谁辜负了我的青春,我又找谁去喊冤。你是窦娥,我还是屈原呢,再这样说,我就先跳江给你看。”说完,罗琪没再吭声,小心地闭了嘴。
      我感到的不是占了上风,而是一阵巨大的空虚和无聊,我多会儿变得这么无耻和下作。我为我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巧言如簧而恶心,其实,何止是在罗琪面前,更多的时候,我都是这么恶心和无聊,多年的机关生活,给我输入了太多这样的内存,习惯性地盛产着假话、套话、大话。
      “你是男人,你可以往下找,而我不可以。所以,你赖不掉,你就得当我的肩膀让我靠着。”说着,罗琪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尽释前嫌地倒在了我的肩上,我睡衣的扣子没扣好,肩膀有一部分露在外面,她的眼泪滴在上面让我感到湿的难受,我说:“你怎么又哭了。”她答:“是高兴的。”
      桌上的电话响了三声,等响第四声的时候我接起来,但对方挂断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这次,我没迟疑,打开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我还是希望这是罗琪在捣乱,她最近表现得越来越像个特工,玩尽了各种花样,像我党培养多年的优秀地下工作者,考验我的办法层出不穷。接通后,竟然不是罗琪,是老厂长。
       “小常啊!我还是说咱们那个稿子。”
       我晕,真的晕。人家是想啥来啥,我是怕啥来啥。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目前最想要的自由就是不接老厂长的电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至少接了他的三十五个电话,这还是一天按五个算,如果按最多的那天十二个算,何止三十五个能打住。
      为此,我找过管我的副部长,说我不想写老同志了,我还年轻缺少耐心。他不看我,我没有他的电脑显示屏好看,他电脑的显示屏,我进门时刚紧急变脸成屏保画面。我看着他手忙脚乱的尴尬样,想起有传言说他最近在网上偷菜的手段不俗,正在筹建一个很有规模的菜园。
      他盯着屏保上如此多娇的万千山水,拖着很到位的慢板和我说:“你不写,想让谁写,你给我找个人,不要怕麻烦,吃的就是这碗麻烦饭!”
      他和我打官腔,他刚上台居然就和我操起了如此娴熟的官腔体。这让我为自己的不进步又郁闷了起来,关于我和他的背景资料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有着十三年工龄的小公务员,个子中等,身体偏瘦,皮肤白皙,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两个酒瓶底一样超厚的眼镜片,以前让我很苦恼,现在情况变了。我经常透过厚厚的镜片,和自己玩穿越,看着自己刚到这个单位时装满憧憬和干劲的身影,我就想笑。
      那时,我大学刚毕业,才二十三岁,还是单身,两年后才认识罗琪。之所以三十六岁还未婚,除了我和罗琪各自的妈妈,两个都以为自己不含糊的准亲家母,闹了点别扭外,主要是我错误地一直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不但和罗琪的这件终身大事,还有好多理想之类的大事,也都是停留在想的阶段。
      有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你还年轻吗?没关系,过几年,你就老了。”这是什么话,锋利得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是的,我已经老了,还没过,就老了。上个月,单位竞选副科级,按人为规定的条条框框,我在宣传部里呆了十三年,却只能跨部门竞选团支部副书记一职。可是最终,我放弃了,不是自愿放弃,是被放弃,我超龄了,竞选团支部副书记这个职位,年龄卡在三十五岁以下,我三十六岁,无语了吧。
      当然,年龄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宣传部这次新竞选上来的眼前这位副部长,胖胖的,皮肤很黑,个子比我高,岁数也比我大,今年都45岁了。可人家竞选宣传部副部长的条件就像是给他量身定做的一样,哪一个框子里只要把他放进去,都是老郑家找了老郝家了――正好。
      我能说什么?部门和部门不一样,人和人也不一样,条件和条件当然也不一样。听说过一个词,叫因人设岗吗?多年的机关生活,让我长了很多不自寻烦恼的见识,早就懂得凡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事情,决不寻求解释。
      就像现在给我手头加码的这份工作,明知道人家就是把自己当个软柿子又捏了一把,可是也得打下牙咽到肚。那天,这位新上任的副部长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也是部里的老同志了,给你一个接触领导的机会。”我瞪大了眼睛,本来已经不想再进步的心思,又活跃起来,死灰复燃般地跳来跳去,我感到我脑门的右侧痉挛性地疼。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尽量用平和的语调问道:“要写哪个领导?”
      “不是哪个。是一堆。”这位副部长依然微笑地看着我答。
      “在位的都写?”我眼前一亮,决心揪住这个宽松接触上级的机会,把想对每一位领导说的心里话都借此机会倾诉一下。
      “不是在位的,在位的有人写,你的任务是写退下来的。”副部长依然微笑地看着我。
      他最后一句话,点了我的穴位,我清醒过来了,头瞬间就不疼了。
      我只是有点走神地又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和自己玩了一把穿越,我看见我摇身一变回到唐朝,钻到李白的仙体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
      片刻之后,我摘下眼镜,又戴上,平静地走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我记得,我出门时,用几乎和他差不多分寸的笑容淡定地看着他说:“好。”
      说好的时候,我只顾收拾心情的落差,整理穿越的时差,还没有充分估算到这件工作的难度,更没想到进展起来是如此的拖泥带水。
      
      这件事情有必要在这里再细细地重头说起。我们单位成立于一九六一年,今年不是二○一一年嘛,这样一算,我们面对的就是单位的五十华诞,一个人活到五十都要纪念一下,何况是这么多人的单位,当然要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了。
      出《五十年风云》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一项。听书名就知道这本书的框架得找一些风云人物来搭。虽说人民创造历史,但能载入我厂历史的应该还是少数领导,而且是厂级领导。这位老给我打电话的就是我们曾经的老厂长,他是我采写的第一位领导。
       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和一些离退休老人坐在路边的花坛上晒太阳,要不是跟着我的老干部科的同志认识他,我真看不出,这个驼背、弯腰、一脸随和笑模样的、当了那么多年厂长的老人和他身旁排排坐的这些老人,有什么区别。如果时光退回到他位高权重的时候,他能想到他退下来后,会和这些普通的连个组长也没当过的人民群众你挨我挤地一同坐在生命的暮色里吗,时光对谁都一样,最终都要把你放回到生命原点的素淡里。
      老厂长从花坛上站起来说要我们一起回家坐时,我看见和我父亲一个车间的一位电工老头,一边往起拉他,一边说:“老不死的,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回家说去。”
      他笑着回敬道:“你这老家伙,想说还没资格呢。”
      老厂长今年高寿七十八岁,我父亲上班时,他正好是厂长,在父亲的回忆里,曾经权倾一方的他,走起路来那是踩得地皮都要响的。现在,走在我身边的老厂长,除了很重的喘气声,就是走路抬不起脚来的老人才会发出的那种拖拉声。
      进他们家楼门时,他脚下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下意识地扶住了他,等我们都站定时,他几乎像小孩一样依偎在我身上。看着他脸上无助的表情,我改变了主意,替父亲原谅了他――这个曾经严重影响了父亲前途的人。
      据母亲说,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曾有过一次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但让老厂长卡了下来,暗地里换成了他的侄子。来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我替父申冤,至少要旁敲侧击地说说这件事。
      但我临时决定算了,也许父亲上了大学还变心了呢,现在退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相跟着出出进进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是也挺好。
      我和老厂长的谈话是在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大前提下,愉快地进行的。老实说,几次聊下来,觉得这个老厂长真还是个有点故事的人,自以为很得意地脱稿后,兴冲冲地拿去让他老人家过目,这一看,不要紧,我的灾难来了。
      他几乎像破译密码一样,逐字逐句地研究着我写的每一行字,挖掘出那么多不宜说的话,不宜写的事。要命的是,他多会儿想起来,多会儿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成了他的专用热线,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反正我是被他生生拽入了这种被呼叫的生活中不能自拔。
      “听出来了,是老厂长。你怎么又换号了?”
      “哪里是换号,这是我儿子的手机,他说他这个月的免费分钟数用不完,让我拿他的打。”
      晕,上次他拿他女儿的电话给我打,打了两个多小时,害得出差在外的罗琪,打也打不进来。罗琪回来后,偷看了我的通话记录,给这个号打了过去,电话上,罗琪和老厂长的女儿――两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唇枪舌剑地比划开了,很热闹地操练了半天嘴皮子后,才发现整个是一冤假错案。
      老厂长的女儿也不是善茬,她把罗琪当成她老公的小三,狠批了一顿。罗琪觉得这个意外收获太有趣了,急于让我分享,忍不住才和我老实坦白了她没有得逞的阴谋。
      我在了解了“电话门事件”以后,半刻也不敢缓,在第一时间里,就添油加醋地报告给老厂长。事后,我想,我这么做无非是希望老厂长会觉悟到不能再打扰我们可怜的小常了。现在看来,我们太年轻了,我们不能左右一个老年人的戏路。
      我只能是在一声长叹后,恳切地在电话里求他:“老厂长,我还是想请您,白天打我办公室的电话,我的手机快没电了。”其实,我的手机昨晚接了他的电话后,就充上了,满着呢。我这样说,只是含蓄地表达能不能停止对我的呼叫。
      “刚才打你办公室电话没人接,你不在办公室吗?”这话问的,我在不在办公室,用得着向你汇报吗?你以为你还在台上吗?牛逼哄哄的。
      我生气了,真的生气了,但我觉得我应该生气,虽然这气只能生在心里。我在心里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句,你连我写你好,都不敢让写,还管我在不在办公室。
      听父亲说,他在位时是有名的强硬派,敢作敢为,曾经带上摄像师,冷不丁地就出现在某个办公室,处罚了一大批上班睡觉、打扑克的人。
      前段时间,我们单位又开始整顿劳动纪律,重点抓工作时间玩游戏和偷菜的人,结果雷声大雨点小,连个毛也没逮着。一想到副部长们的菜园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我就来气,一来气,就热血沸腾地把老厂长用摄像机抓人这个情节浓墨重彩地写进文章里。结果,老厂长只扫了一眼,就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这段说:“这个不敢写,这个不敢写,让大家看了不好,让人家说你以为你还是厂长。”说这话时,我看到他右手的食指竟然有些不自觉地发抖。
      他这一抖,把我的心抖软了。我说:“放心,回去我就把这段删掉。”同时,很怀疑那个用摄像机抓人的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我用沉默回答了他让我不高兴的提问后,他也不纠缠,在电话里又说开了让我深感麻烦的事:“小常啊!我上次不是和你说,那个瓜子的事就不要写了。昨晚放下你的电话,又想了一夜,思来想去,又想起一件事,不能写,绝对不能写!”
      我说:“瓜子的事我已经拿掉了。”
      “对,得拿掉。千万要换成表扬人家的,要不换成他当时搞得很好,我去的第一天,厂里就拿出很多钱,请我到大饭店吃了一顿怎么样?”
      我觉得这老头儿有点可爱了,老也老了要改行当小说家了。我忍住笑,拖着长腔一本正经地对着话筒说:“历史不能这么随意虚构吧。”
      “可是,如果写上单位开欢迎会,穷得一分钱也没有,还要副厂长个人拿出十块钱买瓜子。这不是白纸黑字批评人家搞得不好吗?”
      “怕什么怕,写过去的艰苦奋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又真实又生动的例子,你为什么就不敢让写呢?”
      “不要写,真的不要写,要写就写成我刚才说的表扬人家搞得好,请我吃饭的那种。我知道,现在我的儿子也在单位当领导,整天就是吃吃喝喝的。”
      老厂长真的是老了,不是脑梗,就是脑慢,他怎么能把他儿子业余生活的丰富多彩随便透露给我这个局外人呢。他儿子大小也是一方诸侯!
      “我善意地提醒老厂长,我看吃饭的事,还不如瓜子的事,如果瓜子的事不能写,那吃饭的事,就更不能写,要知道,咱们写的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让我这样写,不是拐着弯的检举人家是腐败的祖师爷吗?”
      说完这话,我自己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如果老厂长还在台上,我一个小干事敢这么口出狂言地犯上吗?总是很君子地嘲笑别人的小人嘴脸,我这又是什么嘴和脸。好在老厂长,真的是下台了,下台的老厂长,78岁了,没有做到随心所欲,但耳顺是做到了。
      他仍然用十二分友好的语调和我说:“啊呀!小常啊!听你这样一说,就更不敢写了,我也是老糊涂了。你真提醒我了,编什么吃饭,不要说人家没吃,就是真吃了,和腐败挂上钩,也不能写啊。别看你小,你比我还想得周全,我不编了,还是你看着编吧。总之,不能得罪人了,在位的时候,老栽刺,不种花,现在,见了有些人都得躲着走啊。”
      说完这话,电话那头有些沉默,他的沉默让我想起昨天,我们单位家宿院里发生的一起打人事件。被打者是退下来的王副厂长,就住老厂长家的楼上,昨天下午,王副厂长出来散步,好像走路不小心和别人撞了一下,这个被撞的人正好是他在位时处理过的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借此为导火索就把王副厂长打了,听说打得还不轻。王副厂长有糖尿病,眼不好使,大概不像老厂长心明眼亮,遇见不想见的人,老远就能绕开。
      物伤其类,老厂长说他昨晚想了一夜,是不是王副厂长的事,又给他敲响了什么警钟,让他一大早就火烧屁股似的给我打了这个电话,又打那个电话的。
      见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我不得不提醒他道:“老厂长啊,瓜子的事就不再讨论了,你开头不是说,还有一件事,也绝对不能写吗?是哪件事呢?”
      “这件事先放一放,话到嘴边,又觉得昨夜的想法还不完全正确,反正你这稿子也不急,我问你们领导了,离交稿时间还早着呢,等我的想法成熟了再电话通知你。”
      天啊!是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领导,这样害我,仅他这一篇稿子就这样折磨我,我手头可还有七位同一级别的老领导等着我去采访写稿呢,还让不让人活了。我真是跳楼的心事都有了。
      我和老厂长说:“老厂长,是还有点时间,但你大概不知道,还有十几位老领导都得我去写。”
      我虚报产量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惹得老厂长在电话上很有兴致地和我讨论起我的职务问题。他用明显讨好的声调说:“你这么能干,应该当个科长,等我见了你们领导说说,应该让你当个科长!几次和你通电话发现你这个孩子,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态度很好,有耐心。”
      我心说,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到老干部科当个科长才对。不过,我什么也没说,现在的他对我许多高的愿都是画饼充饥。
      我说:“老厂长,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要没其他事,我就先挂电话了。”我怎么听着我的声音越来越陌生,如果老厂长还在位上,轮得上我说先挂?这样一想,我又为自己恶心了一会儿,看来我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小常,你不能挂,我想了想,还是得和你说这个昨夜想了一夜的问题,说给你,你先想着怎么修改,就是上次我让你加上去那个‘告状专业队’的事,那个告状的人里有一个我儿媳弟弟老婆的舅舅。昨晚,我儿媳看见稿子后当下就不高兴地给我摆起了脸子。
      我叹了一口气,想谁都不容易,脾气很好地对着话筒和风细语地说:“行,老厂长,你先慢慢想着,等你想起来,一并告诉我,我按你要求的一起都改了!”
      “小常,我怎么突然听着你这声音不对啊!你是不是病了?”
      经老厂长这么一说,我真的有了种虚脱似的头晕,以至于我不知道我最后是怎么稀里糊涂地放下电话的。
      我闭上眼睛,妄想把自己疲惫的身心放逐到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中,可是,我还没在头脑中构建起一片意念中的青山绿水,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我看也没看,把手伸进衣袋里,很决绝地把它关了。
      关掉之后,又想,不对,要是领导找我怎么办,单位内部都用的小号,我的大小领导都是电话传唤我,我赶紧又开了机。
      打开之后不到一分钟,那个副部长就打了进来,电话上他批评我:“刚才打你手机怎么关机,以后不要随便关机,每个月不是还给你们多发的一百元通讯费吗?要保持电话畅通。”批评完我之后,说:“你过我办公室来,现在就来。”
      我到了他办公室,一进门,他就给了我一堆号码,说这是新加上去的几个退下来的老领导,这是名单和电话号码。他指着其中的一个号码说:“这位姓张的老领导,过几天要出国,你今天就先联系他。”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没顾上给这位姓张的领导打,我的手机又响了,接起来,是老妈的:“世南,又好几天不回家看我和你爸了吧。妈知道你现在手头的这个工作麻烦,工作就是这样,我们那会儿在宣传队里排节目,一个领导看了修改一遍,改一遍我们就得重排一次,你这还是光写……”
      我妈不喜欢与时俱进,总要用她的经验来校正我的生活。大学一毕业,我本意是想到南方闯荡一番的,母亲哭着劝我,你就忍心看着爸妈为你找这个工作送人的八万块钱打了水漂。现在找个工作多难,你以为有钱就行,我们提着从牙缝里节省出的这八万块钱,还得找到庙门。为了你能有个正式工作,我和你爸提着这钱到处给人磕头作揖……
      我已经习惯了做一个懂事的、听话的孩子,在这件事上,我又屈服了母亲的意志。十多年过后,再看当初动员我一起走的几个同学,个个都比我活得精彩。
      母亲始终不承认她决定的保守,理由是同行不同利,也许,我出去了还不如现在,现在好歹饿不死,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大人的道理听起来总是很像那么回事。
      “妈,工作的事我那天也是随口和你们那么一说,你不要担心,我现在还能飞到哪?你到底有什么事?”
      “世南,妈昨天看电视上说,脸上无肉,必是妖兽。罗琪的事,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你看她们母女都尖嘴猴腮的。我有个同事的女儿……”
      “妈,我正忙着呢,不管是罗琪,还是谁,我现在真的是顾不上。”说着我就先挂了电话。
      之后,我拨通了张厂长的电话,他倒是个爽快人,在电话上和我说:“你不用来了,我看你的手机也是小号,我的也是,咱们就在电话上聊吧。”之后,我的手机一边充电,一边发着高烧带病坚持工作。
      下班之后,我才想起还没和罗琪约好今晚的行程,是我去单位接她,还是各去各的,到目的地再集合。我给她拨通了电话,亲爱的三个字还没说完,就听到,她哭着骂我:“你去死吧!不想和我在一起,明说好了,打你手机和办公室的电话一天都占线。”
      怎么可能,手机占线不假,办公室的电话可是早上想了一次,再没用过啊。我俯下身来一看,原来早上接起来后就没放好。
      任我把嘴皮子磨破,罗琪都咬定我是另有新欢,并且用电话和新欢保持着如胶似漆的胶质状态。听声音,罗琪是真的气疯了,已经不被理智控制的罗琪,一厢情愿地挂了我的电话。之后,我怎么打,她也不接。后来接了,但接起来,又故意不说话。可我一挂了,她就又往进打。我接起来,她又不说话。
      一个晚上,她就沉浸在她新发明的这种电话游戏里很有意思地打磨着我的听觉神经。我想我受得住,我是被呼叫惯了的人,不被她呼叫,也会被别的什么人呼叫,也许是母亲,也许是领导,也许是看不见的命运。遗憾的是,自己从来没有试图和命运掰一下手腕。
      我消极地找了几根医用棉棒,把上面的棉花一点点撕下来,揉成团,塞在我耳朵里。可惜,我手太笨,总是揉不成理想的棉花团,不是大就是小,好像一次也没有塞好过,自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我说过我能受得住,但是,那是在没有同时合并另一种声音的前提下,事实上,好多事情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地早下结论。
      就在那天夜里,我把罗琪扰乱我心志的电话铃声成功幻听成音乐一样欣赏的时候,我的楼上,突然想起比夜半歌声更恐怖的呼喊声,那是一位已婚女人站在阳台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她的男人,那是一种鱼死网破的不管不顾的声音,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行动起来,合力把她老公抓回来。这让我可怕地想起我的小时候,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
      人的思维一回到小时候,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暴露出脆弱的一面。我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情绪突然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失控,在我预感到我的听觉神经就要彻底完蛋,精神也游走于崩溃的边缘时,我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跳了起来,一蹦三尺高,一把抓起手机,黑暗中,我对着手机的送话筒高声骂道:“我×你妈,你还有完没完。”
       “你、你、你……”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居然不是罗琪,是下午刚通过话的张厂长。
      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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